设立母亲节 打着伞还有必要戴斗笠吗

时至5月第二个周末，西方母亲节来临。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已与45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吁请设置中华母亲节 。

如果是第一次听到为天下母亲设立一个节日，笔者也必然以闪电般的速度成为这一倡议的忠实粉丝。言外之意让多名政协委员失望了——我对这种动辄要以国家设置节日的方式进行文化提醒和保护腻味了，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大张旗鼓地吁请设置中华母亲节。表面上是这样一个节日的设置会给立法机关开一个口子，以后父亲节、情人节乃至许许多多弘扬真情的节日的设置，恐怕都要一碗水端平啦；本质上是，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对母亲的尊崇和爱戴成分，可谓汗牛充栋，放着这么多现有的资源不去好好开发，反而因动情或者感动于外国的母亲节，从而也要效仿设置母亲节，不如此仿佛就不足以弘扬母爱，不如此仿佛就无法表达对母亲的尊崇。这不是舍本逐末吗？对此只想说一句话：既然我们都打着伞，何必非要大家再去戴个斗笠呢？
的确，设置母亲节能以一种国家法定的形式告诉大家，或者教育大家：别忘了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；别忘了，对母亲表达儿女的问候、关心和尊敬。或许，这样的提醒是一种符合某些国家国情的方式，比如他们的很多道德价值观需要以法的方式来弘扬，他们的立法很大程度上源自民众的创意和吁请。但在中国，几千年来，很多传统美德其实都潜移默化地蕴涵在博大的“儒家文化”中，每一种具体道德都有相应的“子文化”，比如对母亲的爱就孕育在“孝文化”里，散落于国人生活生长的每一个经纬度中。
《论语》讲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於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，《礼记》说“大尊尊亲,其次弗辱,其下能养”，孟子云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至于《孝经》的源远流长，“戏彩娱亲”“尝粪忧心”之《二十四孝》的传承不息，都为中国人尊母、爱母、敬母，创造了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“母亲文化”。哪怕取其部分精髓发扬光大，都会使我们的“母亲”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群体。理论上说，从对“母亲”表达真情实意上看，不应是我们的眼睛盯着外国的“母亲节”而艳羡，应当是他们为我们的“母亲文化”而敬佩。然而，事实却和理论大相径庭，甚至我们的许多社会精英也纷纷主张“拿来主义”，把对设置母亲节当作弘扬“母爱”的一种重要法器。当一个洋节带着诸多现代意义的“感恩”“温馨”“浪漫”飘荡于都市生活中时，传统“孝文化”里的诸多“孝行”似乎略显“土气”而被忽略，于是一种“节日崇拜心理”就应运而生。倘若拿着放大镜把两者对照一下，其本质其内涵大同小异而已。把这种“节日崇拜心理”放置到更大的一个文化背景下，很容易发现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是那样的陌生，那样的熟视无睹，那样的不屑一顾；即使我们在不断地要求复兴国学，振兴传统，但对器物对节日的无比青睐，仍然注定很多传统文化的勃兴只是一道道流星而已，因为随便一个略带点现代色彩的舶来品都让我们如痴如癫忘记传统，必欲效仿而后快。
笔者一直在寻思，为什么一种根深蒂固博大精深的文化，轻而易举就被“舶来品”掩埋？从“情人节”的辉煌到'母亲节"的艳羡，其实节日折射的本质情愫“环球同此凉热”，而此消彼长，愚以为更多是文化外衣的不同所致。那些蒸蒸日上的“洋节”，有着现代消费主义的助威，有着都市浪漫主义的烘托，有着时代特色白话语言的诠释，有着崇尚自由、尊重个性等普世价值观的表现方式，有着巧克力、玫瑰花、康乃馨等时尚元素的魅力，这些契合了诸多现代价值观的节日之盛行，必然更能打动人心继而追逐不已。反观中国传统的某些文化传统，更多是道德说教，甚至还夹杂不少封建的迷信的元素，所以同样一件事物，一旦其文化载体或外衣不同，其社会效果也必然有霄壤之别。
比争论要不要设置某个节日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发掘自身文化传统里的精神金矿，更需要为这些精神金矿量体裁衣，穿上适合时代特色的外衣，以便适应文化的竞争。社会精英对文化的焦虑，首先当拿捏准文化的“七寸”，七寸错了，则“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