领导“挨骂”后的反应考验政治文明

继去年“彭水诗案”刮起舆论谴责“文字狱”风暴后，上个月，陕西志丹县又爆出“短信文字狱”事件。一些人因把县上有关领导编进黄段子戏谑，有人被刑拘，有人被免职，有人被处分。

闻听此事，笔者感到惋惜，不是为那几名科级干部，而是为挨骂的那些个领导：一次多好的展现政治胸襟与风采的机会，就这样糟蹋了，否则，“领导挨骂却一笑而过”的新闻肯定会传颂一时，赢得美名天下扬。因为之前，从重庆“彭水诗案”到“山西“稷山文案”再到“海南儋州网案”，都是下级用诗歌、信件、网文等方式批评当地领导，结果无一例外当事人受到权力指使下的严惩，故“骂领导被惩”不算新闻，“领导挨骂不追究”才算新鲜。
　　　 我不知道前述“诽谤案例”中的官员领导们是否博览群书，是否读史，想来作为为官一方的政治精英，不从浩瀚的历史里攫取安邦惠民的从政规律，不明史知兴替正衣冠，说不过去吧。那不妨和他们一起唠唠历史。
　　　 俗话说的好,“谁人背后不骂人，谁人背后不被骂”，人无完人，自古以来，尤其掌握权力的官员，少不了被人说三道四、指桑骂槐。一些领导挨骂后，怒不可遏，比如那个周厉王，有的是办法让骂他的人吃不了兜着走或者闭嘴，目的是达到了：人人都成了哑巴，见面也只是“道路以目”，可结果呢？不出三年，他就被赶下台流放了。
　　　 一个人任何对待“挨骂”，体现了他的道德境界；一个官员领导如何对待“挨骂”，则体现他的政治道德；普遍的官员领导如何对待“挨骂”，则体现了一种政治文明的水平。
　　　 春秋战国时，郑国有国人聚集议论政府的“乡校”，大概是百姓言辞犀利毫不留情，如同现在网民议政时的肆无忌惮，所以有官员恼羞成怒要关闭“乡校”。郑国丞相子产知道后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：“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，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？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。岂不遽止？然犹防川：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决使道，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。”，翻译成经典白话文就是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听者足戒；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。
　　　 子产先生的政治道德很有现代味儿，作为一个公权掌握者，权力来自于人民，自然要接受人民的监督，这里的人民包括他的同僚、同级、下级，这里的监督包括对他的批评、对他的辱骂。无论这种批评辱骂有没有道理和根据，它更多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意见表达渠道不畅通后的另类表达。其实，出现这类表达本身也多少说明“挨骂者”自身的不足，想一想，为什么没有人拿包拯、海瑞恶搞，没有人拿焦裕禄、孔繁森、任长霞编段子？因为他们身正影直、高风亮节，所以人们打心眼里敬重，而屡屡成为恶搞或编段子看笑话对象的领导官员，别恼羞成怒下“诽谤罪”的定论，先拿自己比对一下那些受人敬重的领导楷模才是。
　　　 大概无人不知毛泽东对待“挨骂”的故事吧。1941年6月3日，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被雷电击死，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，那位农民逢人就说:“老天爷不开眼，响雷把县长劈死了，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? ”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。毛泽东知道后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，他是这么看“挨骂”的：“群众发牢骚，有意见，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。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，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，就去追查，就要立案，进行打击压制。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，是神经衰弱的表现。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。”（《学习时报》）　　　
　　　 还有一段更绝的“挨骂”。“在整个这件事情上，杰斐逊使用的语言，是冷酷无情、一心一意保全自己权柄的一个暴君的语言。野心是他的罪恶，他也将因此受到惩罚。阴谋是他的爱好，但阴谋也将打乱他的计划和夺去他的权力。他为政腐化堕落，他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将使他名誉扫地和被人辱骂……”这段骂词够狠吧，这是两百多年前美国人骂当时总统杰斐逊的话。即便如此，杰斐逊强忍怒气依然说：“他们选中了我来担任这一荣誉的角色（总统），同时又以世上任何国家前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这种凶恶方式来攻击我。我将保护他们造谣与诽谤的权利，而且我仍将珍视这一权利的继续维持……”杰斐逊对“挨骂”的容忍态度让人感到软弱，不过他的一句话大概会让人完全改变看法——“如果一个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起来，就该倒台”。
　　　 无论是子产还是毛泽东、杰斐逊，他们对待“挨骂”的本质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，更道出了一种政治规律——权力和监督之间如何实现一种平衡。作为官员领导，他必然是一位公众人物，他被赋予了掌握公权的特权，而权力是一柄天然的双刃剑，要遏制剑的恶刃，必然要在“受监督批评”层面让渡相当的权利，以此达到公权不偏不倚的平衡。
　　　 其实，官员领导要想少挨骂直至不挨骂并不难，无非是做人从政常记百姓之苦、牢记法律之严、永记权力之源。那些动辄对“挨骂”大发雷霆，左手以百姓之身诉诸“诽谤罪”，右手以权力之剑举起狼牙棒的官员领导，真该好好补补“挨骂”的课，接受“勇于挨骂”的文明洗礼